十月·短篇小说|李清源：一件口耳相传的往事
李清源，河南许昌人，中国作协会员。作品发表于《当代》《十月》《芒种》《小说月报》《中篇小说选刊》等刊，获2015年度《当代》文学拉力赛中短篇小说总冠军，第二届杜甫文学奖。
一件口耳相传的往事 李清源/著 父亲说，要讲清一件事，必须从头说起。所以，他的讲述从我出生那天开始。 我出生那天，村里来了个卖镰刀的老头儿。 父亲是第一个看到他的人。据父亲讲，当时刚过早晌，八九点钟的样子，他去田里看麦子。那年天气反常，整个春天都在下雪，院子里的桃花刚开放，就被冻坏了，花瓣上结满冰碴，沉甸甸地坠落下来，就像血渍洒满地面。时令也被搞乱套了，小满已过很久，麦子还是一片青。虽说麦子应该撩生割，等熟透再下手，麦粒会炸壳，到手的粮食白白损失，但是此时的麦子也太青了，浆都未灌满，掐一枝麦穗揉搓，能揉出一手面糊。后天就是芒种，按时节该播玉米，再拖延下去，秋天的收成也会受影响。父亲很着急，每天都要去田里走一趟，盼着麦子赶快黄。麦子当然不会因为他的期待而加快成熟，他一趟趟跑，只是把自己弄得更焦躁，以至于遇到卖镰刀的老头时，他差点儿与老头发生冲突。 他们是在村西口相遇的。一条宽阔的道路横穿村子，两头延伸向广阔的田野。那时的乡村道路都是土路，一经雨雪，泥泞不堪，等天晴后日头晒干积水，人畜的脚蹄印和大小车辙渐渐凝固，平坦的路面就变成了立体的。父亲拿着一把旧镰刀，忧心忡忡地走出村子。他手里的镰刀不是为麦子准备的，而是要顺路割一捆猪草。在村口，他看到一个半秃顶的老头儿，拉着一辆架子车，在坎坷不平的道路上颠簸而来。路边有座极破旧的小庙，庙前一棵老柏，在混沌日光中投下一片狭窄的阴影，若有若无地贴在路面上。父亲和老头儿在荫影下擦肩而过，老头儿的车轮碾到车辙，车身骤然一斜，车把就撞到了父亲身上。父亲被撞得一踉跄，几乎跌到旁边的麦田里。 你眼瞎了？父亲冲老头儿大叫。 对不住对不住！老头儿停住脚步，向父亲赔笑。 对不住就算了？父亲抬起胳膊，小心触摸着被撞的部位，不满地嚷嚷：很疼啊！ 好兄弟好兄弟，你多包涵！老头儿鞠躬谄笑。 老头儿低声下气，猛赔不是，父亲的气就消了。父亲说，那时候人心不同，有了矛盾，只要对方示弱，就不好再计较，不像现在，无理也得强拗，谁示弱谁就没有好下场。两人就此散开，各走各的路。麦子仍不宜收割，父亲就割草泄愤，马唐、狗尾、刺蓟、野谷苗割了一大堆，扛在肩上闷闷不乐地回家。在一个十字路口，父亲又见到了那个老头儿。这个路口很大，但较偏僻，老头儿把架子车靠边停放，正在那儿有一声没一声地吆喝。 卖镰啦，纯钢好镰，不快不要钱，便宜卖啦…… 父亲已见过他车上的镰刀：刀片又黑又厚，牢固地钉在白色硬木刀把上，青亮的刀刃在光天化日之下闪着寒光，一看就是结实锋利的好镰，不像自家常用的那种，是用最普通铁片打出来的便宜货。那些镰刀整齐地码在架子车上，少说也有百十把。父亲割草时砍到礓石，把镰刀砍崩个大豁口，刀片也震裂一条缝，已然不能用了。联想到老头儿之前对自己的冒犯，父亲不由自主就走过去。他认为有了那层关系，老头儿肯定会另眼相待，送个甜头给自己。老头儿对父亲的态度果然不同，大老远就殷勤打招呼。 多少钱一把？父亲走到架子车前，盯着那堆镰刀问。 五毛。 不贵。父亲将草丢到地上，从车上拣起一把镰刀，拿在手里反复把弄。再便宜一点吧。 不能便宜啦好兄弟，差不多是白送啦。老头儿说：集上卖什么价，你是知道的，质量也没咱的好。我要不是急用钱，说什么也不会这样卖。 父亲讲到这里，再次向我强调那时人心的善良，不管多理直气壮的事，只要对方一诉苦，就没办法再执意强逼。他把镰放归车上，要回家拿钱。老头儿拦住他，坚持让他直接拿走。 我相信你。老头儿把镰刀塞给父亲。虽说咱哥儿俩头一回见，但我一眼看准你是好人。你只管拿走，家里有钱给我拿过来，没钱拉倒，镰你留着用。 父亲就带着新镰刀回家了。他把猪草丢进猪圈，看着三头猪崽欢快地抢食，又修了修家里的架子车，把松动的地方全部加楔弄紧，然后翻倒二八加重自行车，扒出破损的内胎，小心翼翼地打了个补丁。做完这些，天已经快晌午了。父亲搓着脏兮兮的手走进房间，去查看母亲的情况。母亲气喘吁吁地靠在床上，肚子滚圆硕大，像扣了一只铁锅。夫妻俩讨论了一会儿分娩问题，父亲建议去镇卫生院，母亲则坚持待在家里，请村北的王婶来接生。争来争去，没有结果，母亲累得受不了，就闭上眼睛装睡，不再搭理父亲。父亲索然无趣，坐在床头发了会儿呆，伸手去掀床席。母亲立即睁开双眼，警惕地瞪着她丈夫。 你要干吗？ 拿钱。父亲的声音有点期期艾艾，似乎在做一件不太光明的事。买了一把镰，五毛钱，镰拿回来了，人家还在街上等着。 麦口时的镰刀，就像冲锋陷阵时的坦克和机枪，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性。——这个比喻是我若干年后听来的，母亲是名见识浅薄的村妇，不是政治家，断然联想不到这个。她当时联想到的是做饭时的刀，分娩时的接生婆，剪脐带时的剪子，以及送葬时的白粗布丧衣。联想虽然不同，但道理一样，因此，她并未指责父亲的破费，只是板着脸闷了一会儿，然后不情愿地挪了挪身子，使父亲可以成功取出压在席下的人民币。 父亲攥着五毛钱来到十字路口时，太阳已爬上头顶。老头儿还在那儿，一个人孤伶伶站在阳光下，使并不宽敞的路口显得空旷无比。不知道卖出了几把镰刀，也许一把也没卖出去吧。父亲这样想着，不禁心生同情，并为自己送钱来迟而感到一点愧疚。按道理，老头儿的生意不该这么差，麦收时节，正是用镰之际，几乎每家每户都会添置把新镰刀，而老头的镰刀这么好，又这么便宜，应该被乡亲们疯狂抢购才对。唯一的解释是，这位瘦如麻秆的老头儿不懂做生意，这个路口实在太冷清了，他应该去热闹的地方，比如村部大院前的那片空地。倘若脑子再管用点，他得去找找支书，送给支书几把镰，或者几包好烟，请他帮忙招呼村民。父亲嗟叹着走过去，看到老头儿萎白的脑门上沁满汗粒，焦灼的神色犹如一层胶脂，异常鲜明地涂抹在那张枯瘦的脸上。老头儿也看到了我父亲，神情突然松弛了一下，以嘴巴为中心绽开一副笑容。父亲据此断定，老头儿之前的慷慨大方是假的，倘若真不给钱，他肯定会懊恼得要死。父亲谅解了老头儿的虚伪，将那张五毛钱纸币递给他。钱很新，上面绘满紫色的图案，在正午混沌阳光的照射下，散发出令人目眩的光芒。父亲说他想到了血，就像过节杀猪，一刀捅进猪脖子，殷红黏稠的液体立即泛着气泡涌出来，一股腥热气息随之弥散到空气之中，令人微微感到一点恶心和不安。 家里有点事儿，过来晚了。父亲嬉笑说：吓坏了吧？ 哪里哪里。老头儿笑得有点尴尬，显然是被父亲戳破了心事。钱你拿着吧，区区五毛，值什么？交个朋友才重要。 这番话更假，傻子都不会相信。父亲当然不会当真，嘿嘿笑着，将钱丢到老头儿面前的镰堆上。友好的言辞譬如动人的许诺，每个人都爱听，哪怕明知道兑现不了，也忍不住会对说的人心生好感。另外，老头的说话风格也有意思，“哪里哪里”“区区”，以及之前听到的“包涵”，这些词汇文绉绉的，跟土得冒烟的乡村语境一点都不搭。这引发了父亲的好奇，给过钱后，他没有就走，而是隔着装满镰刀的架子车，跟老头儿聊了起来。他问老头儿卖了几把。老头儿苦笑。 一把也没卖。老头儿的语气很沮丧。 怎么没卖呢？我不就买了一把嘛。父亲用事实安慰他。 谢谢您啦。老头儿朝父亲点头致意。我只会吃粉笔末，不会做生意，叫好兄弟见笑了。 “见笑”，这又是一个新鲜的词汇。父亲问：你是干吗的？说话真雅气。 吃粉笔末呀。老头儿自嘲地笑起来。就是教书的。 父亲肃然起敬。父亲没上过学：在读小学的年龄没学可上，可以上学的时候，年龄又大了。年龄大不是不可以去读小学，问题是有更重要的事等他去做：挣钱娶媳妇。我父亲兄弟两个，上头有个大他六岁的哥哥，在爷爷主持的一次家庭会议上，全家人通过决议：老二先帮老大盖房讨老婆，然后老大再回过头来帮老二。父亲忠实地履行了他的承诺，轮到老大帮他时，老大却得了妻管严。父亲深感受骗，跟爷爷闹，要求爷爷补偿他。爷爷找老大交涉，无不被老大媳妇骂出门去，自感无颜面对老二，一时想不开，就跟一个过路的外地老寡妇跑了，至今不知所终。父亲孤苦无依，自力更生，没死没活地干，终于在二十八岁时娶到了我母亲。他没接受过一天正规教育，家教又如此令人难堪，所以并不知道尊师重道的道理。他对教师这一职业的尊敬，仅仅因为他老丈人曾经是个私塾先生，而老丈人对他又非常好，爱屋及乌而已。他从衣袋里掏出一盒烟，抽一支递给老头儿。烟是白包的，最劣等那一种，没有过滤嘴，集市上定价五分钱，买得多可能还会再便宜。老头连声道谢。两人架巴着身子，就着一根火柴将烟点燃。 教书多美，风吹不着雨淋不着，国家发工资，多舒坦，干这事儿弄球呢？父亲捏烟的手指了指满车镰刀，说出自己的疑问。 工资就那一点儿，够买个盐，指靠不住的。老头儿说。 你在这儿卖不行，你得去人多的地方，再找村干部帮忙。父亲严肃地说：你不行的，一看你就不是做生意的料儿…… 两人在大太阳下抽烟对聊，俨然已经成了好朋友。父亲在聊天中得知，老头儿有个儿子，在首都上大学，攻读的政法专业。——乖乖不得了，出来可是当官的，而且不是一般的官，换算成老戏文里的职位，应该不亚于八府巡按。——几天前老头儿忽然得到消息，说他儿子可能出了什么事儿，劝他管教一下。老头儿赶紧跑到邮局给学校挂电话，挂了几个，都没人接。他想拍电报，邮局的人说这不是好办法，建议他亲自去一趟。京城那么远，要去一趟谈何容易？首先盘缠就是个大问题。没办法，老头儿就赊了这些镰刀出来卖，想换几个钱救救急。两人聊到这儿，父亲忽然想起到了午饭时间，得回去给老婆做饭。他邀请老头儿去家里吃饭，诚心愿意为他多添一碗水，等吃过饭，再帮他换个地方去卖镰。老头儿犹豫一下，接受了父亲的好意，反复表示很惭愧。 不速之客的到来令母亲感到不悦。但听丈夫介绍完老头儿的家世，她也就不作声了。母亲重孕在身，需要补养。父亲煮了五只荷包蛋，四只给母亲，另一只待客。在端出厨房之前，他想了想，又从母亲碗里分出一只，放到自己碗里。院内有棵老椿树，每到春天叶子长出来，就散发出一种浓郁的气味，有人说香，有人说臭，也分不出究竟。父亲和老头儿在椿树下吃饭，越聊越热火。只是老头儿一直愁眉不展，搞得父亲也很揪心。他劝老头儿不要多想，孩子那么聪明，不可能有事的。父亲也就这么一说，至于那名前途无量的大学生到底面临什么问题，他并不清楚。终归不外是缺钱花吧，他这样想。 我也觉得不会有什么事，可这心里就是不踏实。老头儿唉声叹气。好兄弟，跟你商量个事，不知道行不行。 父亲立即想到他要借钱，先有点不高兴了。你说。 我急着走，这镰又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卖完，我便宜转让给你吧，一把只要三毛钱，但是得给现金。你看行不行？ 父亲捧着饭碗，把汤面条吃得呼噜呼噜，像头十世饿死鬼托生的猪。——这是父亲自己说的，作为小辈，我可不能打这样的比方。父亲这样说是一种自嘲，他太激动了，这根本就是从天而降的一笔横财啊！老头儿久等没有回音，急巴巴地追问：行不行啊？ 父亲说：再便宜点吧，一把两毛五。 老头皱眉不语，似乎在做剧烈的心理斗争。气氛变得有点尴尬。父亲在尴尬的沉默里备受煎熬，几乎都要撑不住了，终于听到老头儿说：好吧，但你一定要给现金，马上给，我想下午就动身。 镰刀一共一百四十九把，每把两毛五，一共三十七块两毛五分钱。父亲之前买那一把已付款，他觉得吃亏，要求再退两毛五。老头儿摇头苦笑说：好兄弟哎……结果还是如他所愿，少收了两毛五。父亲拿出家中所有积蓄，又跑到老丈人家，把他的钱搜罗一空，还是差三块多。父亲就去小卖部借，写下一张二分息的借据。老头儿将钱清点无误，开始解绳子卸镰。刚解开一个套，老头儿说：索性架子车也卖给你吧，十块钱，你要不要？父亲扭头看了看自己的架子车。真难心，那车子实在破烂得不成样子，虽经修理，终已不堪大用。车轮也年岁久远，外胎都快磨透了，有两处已崩裂开口，用尼龙绳密密匝匝地扎起来，凑合着发挥余热。父亲回过头来看老头儿的车。真好，车把修直，车板整齐，车轮也是新的，黑色的橡胶外胎上纹路清晰。如果放到集市上，至少得二十块钱吧。父亲怦然心动，抠着汗津津的腋窝说：七块钱吧。 老头儿说：好兄弟哎…… 父亲又去小卖部补了张借据，然后送老头儿离开。他们在村西的小庙前作别。老头儿顺着坑洼连绵的道路踽踽而去。父亲目送他走远，转身欢喜而归，想着唾手而得的财富身轻如燕，忍不住想唱上几句。唱什么呢？他想了想，只会几句，虽然不太应景，好歹也是抒情的东西，可以借来表达快乐。还好街上人不多，不用因为五音不全而过分羞怯。他哼着“起来、起来、起来”和“前进、前进、前进”穿街过巷，曲曲折折地回到家，打算立即拉镰刀去卖，却听到房间里传出一声声凄厉的叫喊。母亲要生了。——我在她肚子里躁动不已，急着要进入外头的新世界。 这个意外令父亲措手不及。家里一文不余，要去镇卫生院已不可能，村北王婶成了唯一的选项。王婶不负重托，顺利把我接生出来。一切因陋就简，剪脐带的剪子，也是家里日常使用的那把，不光裁衣截线，还用来剪铰所有可以剪铰的东西，早已钝如刀背。王婶铰了一下，脐带没断，又铰，依旧没断，再铰还没断，一气之下把剪子丢到了墙角。父亲非常尴尬，要去厨房拿菜刀，一出堂屋，先看到架子车上崭新的钢镰。毫无疑问，这镰要比菜刀快多了。他操起一把，折回房间。王婶不满地瞪了父亲一眼，却也没有拒绝这个工具。新镰果然快，王婶轻轻一挥，脐带就迎刃而断。我的哭声响彻了破败欲圮的老瓦房。父亲抬起头，望向檩条稀疏的房顶。几束阳光从瓦垄之间钻进来，暧昧地粘在屋梁上。父亲满面忧愁，回视在襁褓中号啼不已的我。 别哭了，小祖宗！他说：房子都要被你哭塌了！ 父亲更担心的是我母亲：她大出血了。村诊所的医生被请过来，与王婶一起讨论应对之策。两人集思广益，边想边干，忙了半天，最终达成共识：赶紧送到镇医院。此时已是午夜，无星无月，村庄漆黑一团。父亲跌跌撞撞地奔走，敲遍了所有可以敲的门，仅仅借到六块多钱。母亲躺在架子车上颠簸到医院，进入急救室时，人已经休克了。还好医生水平高，不停唠叨着再晚来十分钟就将如何如何，用各种方法抢救了一夜，母亲终于保住一命，并在第二天太阳升起的时候睁开了眼。父亲略感宽慰。他将母亲和我托付给闻信赶来的二姨，拉着空架子车疲惫地回家。他回去不是休息，而是要尽快把镰刀卖出去。不光母亲治病需要钱，修缮房子更是当务之急。我家的瓦房历史悠久，据说有一百多年了，房脊早已残缺不全，一排排黑瓦也纷纷滑错开裂，一下雨，屋里就叮咣叮咣漏个不停。父亲爬高检查过，好些檩条已经腐朽了，仅靠修补房顶的裂缝，已不足以维持。要修补还很危险，说不定缘瓦而行时，哪根檩条突然就断了，于是整个人穿房而下，摔不死也会残废。所以要修，必须得把房顶掀掉，重换檩条和芦簿，再摊新泥铺瓦。若能彻底改造，将老房推倒重建，当然是最好不过，要知道这是晚清的房子，房基都沉降了，如今只是苟延时日，早晚会撑不下去，在某个意想不到的时候轰然倒塌。但是盖新房需要一大笔钱，父亲根本承担不起，所以只能退而求其次，先把房顶翻修了再说。纵使如此，他的积蓄也不够。眼看已入夏季，伏天不远，雨水将越来越多，留给父亲的时间则越来越少。而我的分娩期恰恰又赶在这个时候，同样也需要一笔钱。他唯一的指望，就是麦子赶紧熟，收获之后拉去卖掉。可是麦子像吃了长生不老药，迟迟不见成熟，今天看是那样子，明天看似乎还是那样子。所以可以想见父亲有多焦虑。所幸天不绝人，在他艰难无助的时候，送来了一个不会做生意的傻老头儿。父亲拉着架子车疾走在坎坷的道路上，生理很疲惫，精神却亢奋异常。——说起来很难为情，他已经沉浸在想象世界里，提前享受起了双手抓满钞票的幸福。那车镰刀那么好，简直就像军工的，就算一块钱一把，也会有人争着买。除了留一把自己用，还有一百四十九把，就是一百四十九块，去掉成本，净赚一百一十一块七毛五。另外还有一辆架子车，也几乎是白捡。父亲边走边想，开心死了，忍不住又唱起了五音不全的国歌。 听到这里，我的心不由自主提起来。事实上，从父亲讲到老头儿要跟他做交易，我就已经起疑，并因此心生忧虑。天底下哪有无缘无故的好事？正如过于慷慨的许诺和赠予，大多都别有用心，来自陌生人的过于明显的好处，也往往是为了引人入彀。退一步说，就算天底下真有这样的好事，也轮不到我父亲来沾光。我虽愚笨，也不相信老天爷真会如此眷顾一个屁都不是的小农民。 我过于尖刻的批评激怒了父亲。他坐在萧萧落叶的老椿树下，板起脸来瞪着我。就你聪明！天底下都是傻子，就你一个聪明人！他说：你还听不听了？ 我说：你说吧。 父亲接着讲下去。我猜得不错，父亲倒霉了。等待他的不是花红柳绿的人民币，而是银白色的手铐。他刚把那车镰刀拉到村部大院前的空地，就遇到了下乡办案的警察。镇里有个军营，驻扎着一队子弟兵，每年都会搞些活动，体现和谐如一家的军民鱼水情。今年安排的活动，是帮附近的老百姓收割麦子，为此专门采购了一批镰刀。前天晚上，营房仓库突然失窃，部分镰刀被偷走了。派出所接到报警，非常重视，立即派人到各村调查。就这样，我那可怜的父亲一分钱还没到手，就被警察同志逮捕了。 父亲被关了两个月。这两个月中间都经历过什么，他不讲，只是噙着烟笑笑，说肯定不好受。怎么能好受呢？遇到如此冤枉，又被剥夺了自由，倘若心胸小，气也要气死了。再想想家里的房子、麦子、妻子和儿子，每一个都足以令人心碎，父亲能撑过来，活着回到家与我们团聚，也真算得上奇迹。对于刑期，父亲一直比较糊涂，不知道按律治罪，他究竟得关多久。他问过监狱里的领导，——也许只是个普通的狱警。在父亲眼里，在政府工作的人统统都是领导。——也没有得到明确答复，只是从狱友嘴里得知，凡是与军队有关的罪名都很严重，比如破坏军婚。所以他一度很绝望，惶惶不可终日，甚至担心会被当成严打对象吃枪子。两个月后，领导通知他出狱，他几乎不敢相信，反复询问：真的吗？真的吗？领导很不耐烦，大声喝斥他：闭嘴！ 父亲得以获释，是因为那个老头儿被抓住了。据后来了解，老头儿在北京整整待了两个月。警察在取得我父亲的供述后，已经通知老头儿所在村委会，老头儿刚在傍晚时分回到家，派出所就得到了消息。这让老头儿很郁闷，他本来打算第二天就去自首的，而自首可以减刑。至于自首的动机，他说，他知道我父亲肯定会受连累，他要还我父亲的清白。这也许只是个说辞，反正已经被抓了，不如表现得高尚点，塑造个讲义气的好形象。不管怎么说，父亲出来了，重新获得了为生活而焦虑的自由。 这简直是个烂摊子：麦子终于可以收割的时候，天上开始下雨，大下下小下下，等外公和二姨忙完他们家的活儿，来帮我们收割，基本上已都烂到了地里。老房子也未能抵挡住雨水洗礼，在连绵不绝的冲刷下坍塌了一半。所幸母亲和我因为没人照顾，出院后就搬到了外公家去住，否则已经与父亲阴阳两隔。母亲治疗得不彻底，一直缠绵病榻，而我，情况也不太妙。那天晚上跟随母亲到卫生院，我就发起烧，医生检查了一下，认为是脐带没处理好，感染了。父亲被抓的下午，母亲要求出院。她认为她已经好了，我的体温也降到了三十七摄氏度，完全可以走了。医生一开始还好心劝阻，却被她当成阴谋，怀疑人家是在谋财，医生很生气，就不管了。到外公家不久，我又烧起来，浑身赤烫，用外公的话说，像被煮过似的。外公把我抱到村诊所，打了一小针，烧也就退了。过两天又烧，又打针，又退。再过两天又如此。这样反反复复，直到我父亲获释归来。 这个局面令父亲忧心如焚。这个农民的儿子一无所长，除了一身有限的力气，没有任何可以赖以改变现状的东西。他变得沉默寡言，每天早出晚归，跟着乡村建筑队四处卖力。有空的时候，他会去拜拜神。村西头那座小庙，成了他最爱光顾的地方。小庙是寻常的硬山顶黑瓦房，不足十平方米，榆木门头上贴着一张已经发白的红纸，上书四个毛笔字：敬神如在。但是庙里并无神像，也没有供奉哪个神祇的牌位。但这并不影响它的香火，求子女的来拜观音，求财运的来拜财神，求健康的来拜药王，天旱无雨的时候，大家还会集资来拜龙王，看似无神，实际上无神不在。父亲成了一名虔诚的信徒，逢事儿都要来上香烧纸，跪拜相应的神灵。四年后的六月，我再次发高烧，村里的医生怎么弄都退不了，父亲就又带上香纸来拜孙思邈。庙前的老柏树依然如故，树径和树高都没变，似乎连树冠也是原来的样子，而没有一枝一叶的增减。树下有块青石碑，上面的字已漫灭，不知是何时何人从何处搬来的，平放在地上供人憩坐。父亲拜完孙思邈，坐到青石上抽烟发呆。今年天气干燥，麦子熟得早，此时的田野只剩下满地麦茬，黄灿灿的一望无际。大概抽了半支烟，父亲注意到有个人出现在面前。是个老头儿，精瘦精瘦，肤色萎白，头发余剩无几，稀拉拉的呈石灰色。神色看上去很憔悴，似是大病初愈，但腰板很直，整个人纤弱地站在覆满浮尘的黄土路上，仿佛一茎细长的蔺草。父亲瞥了他一眼，觉得有点眼熟，盯着仔细看，很快就认出了他是谁。这时候老头儿也确认了我父亲。 好兄弟！老头儿说。 老头儿是专程来找父亲。他此行有两个目的，一是还钱，二是道歉。他在牢里待了三年，放出来后，买来群羊牧养，绵羊卖毛，山羊卖肉，渐渐攒了些钱，就找父亲来还账。他为他给父亲带来的不幸遭遇而愧疚，特别买了一条好烟，聊表歉意于万一。父亲相信他是真诚的，因为在他表达羞惭的时候，昏黄的老眼里泛起了浑浊的泪花。父亲原谅了他。在此之前，父亲已经知道了老头儿的一些情况：在京两个月，他没有找到他儿子，入狱之后，又被学校开除了教职。他老婆受不了打击，精神崩溃，变成了哭笑无常的疯婆子。相比之下，我们家的境况肯定要好一些。这点优越感令一贯自私的父亲心生悲悯，在老头儿不住声的致歉声中尽释前怨。他去小卖部买来一瓶酒，与老头儿坐在我家院里的那棵老椿树下对饮谈心。但也实在没什么可聊的，一个是有文化的小偷，一个是爱占便宜的粗人，除了共同的悲催经历和感慨，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？所以只有喝酒。两人酒量都不好，很快就醉了。喝醉的父亲挽留喝醉的老头儿，让他躺屋里睡一觉。房子经过他的精心修缮，已经相当结实了，天上下石头也不怕，可以安心歇息。老头儿谢绝好意，坚持要走。父亲拉扯了几下，也就听任他了。他把老头儿送到村口。夕阳在西天摇摇欲坠，他站在柏树倾斜的影子里，看着老头儿一步步趔趄走远，干瘦的身子晃晃荡荡，犹如在风中摇摆的蔺草。 第二天一早，父亲去镇上买药。药是母亲吃的，生我时大出血落下的病根儿。她当时的治疗很不彻底，出院之后，又只能依靠鸡蛋和红糖调养。鸡蛋和红糖也很少，外公竭尽所能，也仅仅维持了一周。因此母亲身体一直很虚弱，没有抵抗力，动辄得病，病了还不易好，不但再无法帮父亲干活分忧，还成了他的一大累赘。这让她很难过，认为只有自己死掉，才能让她和父亲双双解脱。说是这么说，真要死，她也不愿意，所以就一直这么耗着。我们村离镇子十二里路，途中有一条河流和一道山坡，父亲提着塑料篾编的提篓，迎着朝阳翻上山坡，看到有个人躺在马路边。马路是碎石铺垫，两边狭长的土地上生长着香附、小蓟和马齿苋，草叶子沾满透明的露水。那人就躺在露水重重的草丛上，似乎是睡着了，身子蜷缩得像根扭曲的蔺草。父亲的心脏骤然一慌，像被人狠狠捶了一拳。他拔腿跑过去查看，果然是老头儿。 可能是酒喝多了，走到那儿，就不行了。也有可能是得了急病。父亲说着，不由自主地叹了口气，声息里带着一点令人惆怅的感伤。不管是什么原因，总之他死了。 椿树在不懈生长，每年都粗一圈，庞大的树冠遮蔽了半个院子，无数斑衣蜡蝉和臭虫顺着枝干爬来爬去。父亲掏出一支烟，在左拇指的指甲盖上磕，似乎烟丝卷得太松，得先磕瓷实了才好吸。他不再说话，不知是专注于磕烟，还是陷入了回忆的沼泽。也或者是讲累了想休息吧，我听都听累了。院子里的气氛变得有点怪异，就像椿树香臭不明的气息。于是我就想走开。我刚要起身，父亲忽然又说话了。 忘说一件事。他说：老头儿说，他的镰是从镇上的供销社后院偷的，不是从营房仓库。 我问：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吗？ 父亲抬起头，盯着我看了半天，似乎在为我的冷漠而不满。但又不止于此，他的眼神儿很复杂，除了表达不满，肯定还有很多其他的含义。但是很抱歉，我理解不了。我读书不多，也不喜欢思考太深邃的问题，只关心什么时候才能娶到老婆。而要娶老婆，首先得赚到足够的钱。所以我埋头苦干，除了赚钱，心无旁骛。比如现在，我就跟着一支建筑队给村里一户人家盖房子，我负责搬砖，一天六十块钱，不管饭。在家吃过午饭，我照例要小憩一会儿，如果父亲在旁，会跟我说说闲话，或者讲故事解闷儿。他的故事一般都稀奇古怪，或者曲折动人，听起来很带劲儿。可是今天这个故事，却如此冗长而无趣，我耐心听了半个小时，比搬了一天砖都困乏。也许那件往事真的曾经深刻地影响了父亲的生活，并因此使他耿耿于怀，可是，真心讲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我只是想休息一下，却被他搞得这么累。 父亲盯着我看了半天，欠身去掏裤袋里的打火机。没有关系。他说。 我笑了笑，对父亲的错误表示宽容。我该走了。我对父亲说：去晚了老赵又要骂。 老赵是建筑队队长，通俗说就是包工头。父亲将烟点燃，深长地吸了一口，然后非常缓慢地吐出来。去吧。他身子后仰，歪倒在竹椅欹斜的靠背上。的确得抓紧挣钱啊，你二十七岁了，该娶媳妇儿了…… 父亲这样发着感慨。这感慨更像是束手无策的叹息，使我心生忧愁。我不再理他，起身去厕所方便。等我方便完毕，五分钟又已过去，我系着腰带走出厕所，看到父亲依旧躺在竹椅上。他双眼微阖，似是睡着了，左手搭在胸口，右手垂下来，夹在食指和中指之间的香烟仍在袅袅燃烧。 我冲他喊：走了！ 父亲没有回应，一动也不动，安静得像根垂朽的木头。浑浊的阳光穿过层层枝叶，漏下来几片暗淡的光斑，不规则地印在他晦暗的脸上。我站在太阳地里看过去，就像看着一张模糊不清的面具。 2016年6月3日夜 选自《十月》，2016年第5期